汪建比我小三岁，文革期间我在当兵，他去下乡，他作为城里来的知青，居然最后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大家试想，如果没有极好的体力去干农活、干好农活，怎么能当上生产队队长呢？汪建还曾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十项全能比赛。所以，这么说来，他在登山运动方面又怎么可能是个“菜鸟”呢？

关于所谓的“菜鸟”，我想再讲一个故事。

2007年5月初我和汪建一起穿越罗布泊，去之前查阅资料显示当地同期历史最高温度不超过50摄氏度。结果，我们穿越的第一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9摄氏度，到了第二天达到了52摄氏度，地面温度早已远远高于这个温度，完全不适合人类行走。因为我仗着自己登顶过珠峰，对自己的体能很有自信，我笃定老汪肯定会落在我后面，结果他第一天就远远地走在我前面，第二天我被落下了1公里。

我们白天赶路，晚上休息的时候汪建就上生命基因课，讲师只有他一个人，听众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他是个喜欢诲人不倦的人，有一万个听众他讲，只有一个听众他也会讲，他将华大在做的事和想要做成的事情讲给我听，因此虽然我是外行，但是我对华大做什么还是很清楚，也坚信他们可以做成。

2010年我和汪建一起登珠峰，在拉练的时候，他身体状况很不好，不停地咳嗽。我们进行同样的训练，但他每天回来要比我晚近一个小时，他腿一瘸一拐地，晚上因为咳嗽也睡不好。我就给他做工作，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当时，总领队已经将其他明显不能继续攀登的人陆续“轰走”了，但是在汪建的坚持下同意他在大本营先休息休息。过了一段时间，汪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咳嗽不那么厉害了，开始恢复训练，但是还是走得很慢。

我们最终尝试登顶的前夜，汪建过来对我说：“明天，我们登顶时，你能不能让我先走20分钟？”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时，是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这次如果你让我先走，我就创造了一个新纪录。20分钟后，你登顶，你就打破了我的纪录。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钟的纪录。”我想同意，但我拒绝了。原因在于，训练时汪建总是比我慢40分钟。如果他在山顶待20分钟，这就意味着我要等一个小时。在那种海拔，很有挑战性，也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天早上，我按时离开了大本营。我四周观望，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我想他应该是放弃了。然而当我即将登顶时，我看到一人站在顶峰，卡着腰，骄傲地笑着。原来是汪建。好意外！我纳闷，他怎么可能在我前面？如果他超过我，我应该能注意到啊。当时我筋疲力尽，氧气也不足，没法去问他原因。回到大本营后，我立刻去问他。他大笑，说他一个人提前一小时出发了。所以即使他速度变慢，他仍然能比我早登顶20分钟。这件事给我了教训：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艰苦努力得来。这就是汪建口中所谓的“菜鸟”的表现。

左为王石，右为汪建

刚刚上台后，他自称“菜鸟”，介绍了华大在高原开展的科研工作，为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所做的努力，他在关心高原藏民的生活，因为时间原因，他没有展开说，但我是亲历者，所以感受很深，他的这种情怀和追求，把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类的关怀和登山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本来登山和科研没什么关系，但汪建在登山队员中招募志愿者，把他们从深圳到高原、登顶和下撤的全过程依次抽样采血，分别进行基因检测，以此来看登山队员在低海拔到高海拔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生命体是如何适应不同环境的动态变化，这些队员的高海拔适应过程都是很好的研究样本。我很荣幸，曾经也是志愿者中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表明，汪建高海拔的先天适应能力比我好得多，难怪他是十项全能运动员，我一到高海拔就本能地感到不适应，所以我很自豪，尽管父母给的基因不够好，但是我通过后天的自我约束和努力同样能登顶珠峰！

来源：搜狐网      时间：2018-10-17